撰稿 / 羅志華（醫務工作者） 編輯 / 徐秋穎 校對 / 楊許麗

近日，“從江西省兒童醫院轉運至上海某醫院，800公里路程被收2.8萬元”的消息引發關注。江西省衛健委通報稱，涉事救護車所有方南昌贛醫醫院存在收費不合理等問題。隨后，有人為接單轉運的醫院抱不平，而舉報人唐先生則被大量網友指責“忘恩負義”“過河拆橋”，是現實版“農夫與蛇”，甚至還遭網暴。

6月24日，南都記者致電江西省12345熱線了解事件最新進展，客服表示，目前江西省衛健委正對該事件做進一步調查、核查。

唐先生的做法或有欠妥之處，但也不該受到網暴等對待。孩子病重，家屬根本不具備與救護車議價的能力，只能在有限選項中做出選擇。其事后投訴維權，也是行使自身的權利。

社會不應苛求任何群眾舉報都理據充分和毫無私心，更不該對積極舉報的個人給予道德審判。如此，不僅偏離了事件的爭議焦點，還可能讓更多患者因顧慮遭受社會指責而放棄維權。

從另一個角度看，涉事醫院的處境同樣充滿了矛盾，甚至頗為艱難。配備專業醫護團隊的成本、長途轉運的人力物力投入，以及轉運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醫療風險，都是涉事醫院作為民營機構必須考慮的生存現實。

簡單以“天價”標簽否定醫院服務價值，容易走向誤傷服務供給方的另一個極端。這類高配置急救轉運車的業務量很少，單次收費較高，有時未必就不合理。網友之所以為涉事醫院鳴不平，也是擔心因此導致這項稀缺服務就此中斷。

因此，醫患雙方的爭議事實真相幾何，不妨等待當地的進一步調查、核查結果。但這起事件處理引發爭議的本質，仍是非急救轉運領域尤其是跨省服務存在制度缺陷。

一方面，公立醫院的120急救體系受限于屬地管理，無法提供跨省轉運服務。另一方面，當患者提出緊急需求時，醫生只能協助聯系外部資源。這種“兩頭不靠岸”的困境，是我國醫療轉運體系結構性短板的縮影。

進一步而言，我國院前急救服務已形成相對規范的屬地化管理體系，但非急救轉運仍處在規則“真空地帶”。公立醫院受資源限制難以覆蓋所有需求，民營機構雖填補了市場空白，卻因缺乏統一準入標準、收費指導和服務規范，導致定價混亂、服務參差。

更關鍵的是，跨省轉運涉及跨地區監管與服務，地方性規則難以突破行政邊界，使得轉運車輛在跨區域時面臨“雙重失管”的風險。在此情勢下，無論是將責任全推給負責轉運的機構，還是讓患者獨自承擔風險與成本，都不是這道難題的正解。

對于非急救轉運尤其是跨省服務，更合理的解決路徑應該是構建分級分類的服務體系。比如，省級三甲醫院聚焦危重患者轉運，配備專業設備和團隊；基層醫療機構則可承擔普通患者的康復轉運需求。同時，要建立透明的定價機制，根據轉運距離、設備使用、醫護配置等因素制定差異化收費標準，并強制要求提供費用明細清單。

此外，在評價醫療行為時，也需打破“民營即高價”的刻板印象。事實上，這次爭議中出現不少支持涉事醫院的聲音，說明社會對民營醫療機構的評價已趨于理性。這種“對事不對人”、只依據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給予評價的做法，值得高度肯定。

盡管目前部分地區已出臺非急救轉運規則，但地方性規則仍難以解決跨省轉運的難題。比如，某省規定的收費標準在另一省可能完全失效，轉運車輛途經多地時更可能面臨“各管一段”的碎片化現象。

因此，亟待在國家層面建立統一的跨省轉運服務標準，明確車輛資質、人員配備、收費原則等方面的規則，并建立全國性轉運服務信息平臺，實現需求發布、服務匹配、費用結算全程可追溯。

2.8萬元“天價”救護車引發的爭議，為醫療轉運體系改革下了一道“催促令”。唯有頂層設計與地方實踐相結合，方能盡快全鏈條打通非急救轉運的制度堵點，讓每一位患者都能獲得有尊嚴、可負擔的醫療轉運服務。同時，也保護好救護車運營方的正當利益，讓非急救轉運收費合理、競爭有序，并用規范化的服務將“黑救護車”擠出市場。